青岛企业考察1000年前，中国古代宋朝开创了“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的手工业革命；250年前的英国纺织业，开创了“机器替代人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00年前福特流水线，开创了“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今天的海尔，正在开创“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的互联网化第三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如何定义，作者以为应以“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为标志。福特流水线生产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不仅仅是制造环节的规模化，而是向上下游辐射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所有层面，如研发创新、装备工艺、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等，无不受规模化的影响；直至丰田的精益生产模式，才对福特流水线予以优化改进。海尔公司正在开创一个时代，如果海尔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的互联网制造模式转型成功，将会成为“互联网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端。就如同100年前的福特公司，正因为福特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型成功，使其成为规模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端。
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模式，开创了“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近100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变革，无不与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是整个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关系的基础。哪怕是军事领域也受到规模化组织方式的影响，如二战德军闪电战的装甲集团大规模运用，苏联红军则在此基础上优化改进的大纵深作战理论，都是“规模化理念”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仍然是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没有制造业的互联网化革命，就不能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全世界范围内，目前为止只有海尔公司一家，在“真正地”进行这方面的实践探索。
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顾名思义很好理解；而互联网制造对这种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命名，却没能体现出基于互联网基因与精神的“开放”内涵。对于互联网化的涵义，《失控》作者凯文凯利试图通过自然生态圈，来描绘互联网化“可控的失控”之未来场景。制造业的互联网化生产组织方式，看起来似乎就有些“可控的失控”特征，互联网制造是对全社会资源的整合，其组织方式必然不可能采用传统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来管理全社会资源。那么这种“可控的失控”状态的互联网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组织方式呢？
作者在这里直接给出答案：开放状态下的自组织。开放状态就是某种意义的失控，而自组织则让失控变得可控。这一答案源自作者的“开放理念”理论观点，如果把它理解为互联网思维也没什么不对的，具体内容请见作者新书《互联网思维颠覆世界》。这里受篇幅所限，真得很难展开论述，这是一本书都未必能讨论清楚的话题。
海尔的互联网制造模式，请见海尔张瑞敏近年来的演讲与文章，尤其是2014年8月23日，张瑞敏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大师讲堂”上，进行的《互联网时代管理模式的创新探索》演讲与对话。
作者在2014年初写作《互联网思维颠覆世界》一书时，将海尔作为互联网制造的唯一案例来阐述，当时还很是担心“制造环节的开放”与“管理环节的封闭”两者间的矛盾该如何调和，然而仅仅半年时间，海尔的互联网化制造转型，走得远比想象中要更稳更快。
不过，张瑞敏演讲题目中对“管理模式”的创新探索，其实改为“组织方式”更为准确一些，因为其演讲内容完全都是“对制造业进行互联网化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即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
海尔张瑞敏的互联网制造模式，能够看懂的人并不多；如果哪位企业家真能看懂的话，绝对会对自家企业的前途命运有种恐惧感与急迫感。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还给后来者有用武之地；而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当其整合完毕整个行业的相关社会资源后，其他的传统企业基本上就不要抱有“跟随学习”的幻想了。互联网制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发创新环节的产业化”；也就是说，你最有创意的研发经理与产品经理，都会被海尔制造平台撬走，因为那里会使其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小米公司的互联网制造，只是互联网制造生产组织方式的边缘，它只涉及产品研发创新环节，产品制造仍是传统的代工模式。海尔公司的互联网制造，才真正解构了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核心；小米公司可以理解为创客们的集合，基于海尔制造平台的创客们，未来愿景就是成为下一个小米。
这里原本不想深度解析海尔模式优点的，这些方面已经有许多文章在探讨了，然而如果这里不根据“开放理念”详做解析的话，恐怕我们只谈海尔模式仍存在什么缺陷，真得是能理解的人不会太多。
若想理解海尔张瑞敏“自杀重生”的互联网制造，就要先明白“何为互联网化的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
何为传统模式的开放？传统模式的开放，是企业（资本）要求政府开放资源，尽管这种“开放”是公平竞争的基础，但这种传统模式的资源开放，显然只有企业（资本）才能配置资源，个人与此没有任何关系。这种传统的资源开放模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有弊当然也有利，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正因为其传统开放模式的开放度最高，使其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力量源泉。
何为互联网化的开放？互联网化的开放，是企业（资本）开放企业资源给个体，将资源配置能力公平地开放给每一个人，当然同样要求政府资源必须开放，以利于企业整合资源。这种互联网化的开放，才能构建起来一个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整个经济体系也将构建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人人创新的开放社会。
在互联网时代，为何企业（资本）一定会开放自身资源呢？很简单，因为这种互联网化的开放，将使企业能够整合全社会资源为己所用，其所构建的竞争优势，根本不是传统企业所能与之竞争的。阿里与亚马逊在商业模式上的本质区别，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点，今天亚马逊的规模已经根本无法与阿里相比较（请搜索作者网文《深度解析：相比京东亚马逊“重资产”特征，阿里更加“互联网化”》已有相关阐述）。
海尔张瑞敏正是认识到：“若想汇聚整合社会资源为己所用，必先开放企业资源为社会所用”，这就是海尔“自杀重生、他杀淘汰”的逻辑关系，这就是张瑞敏的互联网思维，因为只有互联网技术才能让这种思维模式具有可操作性，但这种思维模式也将最大化地发挥出互联网技术的优势特征。
海尔不必纠结于“互联网商业模式是否还要专注于制造业”的问题，专注制造业是海尔整合相关行业的抓手基础，将会加快互联网化转型的速度。
互联网商业模式是信用的互联网化表现形式，尽管如给予极端化地理解引申，只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起一套公平化的互联网化信用机制（即互联网商业模式），即这一信用机制构建生态圈的公平竞争机制，将会获得众多企业关注并加入，欣然接受公平化信用机制重构生态圈内生产组织方式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就颠覆了这一传统行业的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然而，这是没有任何资源的互联网创业公司颠覆传统行业的路径；作为传统资源丰厚的海尔来说，按照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的架构去重构企业资源，显然会以更快速度建设完成海尔制造生态圈，这一过程就是海尔“自杀重生”的过程。
传统工业时代的企业资源，是适应传统规模化生产模式的，这正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焦虑症所在。企业资源的互联网化开放，是把资源配置能力开放给所有小微个体，传统企业必然面临传统企业资源不足不全面的问题。
企业资源“不足”，需要互联网技术来弥补（如搜索、社交、算法等）；企业资源不全面，这就需要“跨界”融合相关行业资源。如传统企业转型互联网，财会人事企业管理等资源需要融合管理软件资源进行跨界转型，企业内部的交流沟通需要社交平台资源来转化开放给小微个体，大批量的规模生产要进行小批量的规模生产转型，大批量大规模物流要进行小批量个性化的规模物流转型，企业内部的运营流动资金需要进行互联网金融的转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既然是对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那么生产组织的所有层面，必然就会面临颠覆性地变革，海尔张瑞敏已经在提前布局，只是这又有几人能看懂。海尔与阿里合作，改造海尔的日日顺物流，是为适应未来“小批量个性化的规模生产”的物流需求，这与传统的大批量大规模物流在物流体系建设上有着本质不同。海尔与沈阳机床合作，希望为智能制造提供金融服务，其实这就是因应“小批量、个性化”的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对装备工艺的“小型化、模块化、网络化、智能化”研发方向的影响，海尔已在提前布局。至于双方合作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以互联网化的创新装备工艺，在未来改造整合工厂“制造资源”而准备的，这是“小企业的福音、大企业的灾难”。
海尔张瑞敏对互联网制造创新模式的归纳总结，就是“三化”：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员工创客化，就是行业人主导而非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化组织方式，即研发创新环节的产业化，这一环节的开放剥离（即在册员工改为在线员工），才能整合相关的社会资源；用户个性化，是整个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完成后的目标结果。也就是说，关键在于企业平台化的改造转型。
传统企业资源，是为适应企业“内部”管理而进行生产组织的；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是要求企业资源面向“外部”社会，这就是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社会化、平台化。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在所有社会资源中，当以“研发创新、产品创意”资源最为重要，因为电商平台的互联网化营销模式，使得产品营销的障碍几乎不存在，且成本降到最低，可以理解为互联网语境的“产品即是营销”概念。企业对传统企业资源的强化与融合，核心目的是为“研发创新、产品创意的创客们”提供全方位服务。这正是海尔员工创客化的原因所在，在册改为在线员工，就是欲汇聚创客资源为己所用，必先开放研发创新资源为社会化创客所用，“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在制造企业的互联网化转型过程中，海尔对企业资源融合的布局多有建树，但其最艰难部分莫过于“企业管理”的转型了，这正是海尔互联网制造模式至今无法定型、难下定论的根本原因。“企业内部”向“社会外部”的转型，这不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更重要是思想文化的革命，没有思维模式的转型，我们就无法正确运用互联网技术。
什么是企业管理，就是企业内部的交流沟通机制。既然企业要转型到互联网化的组织方式上来，那么企业管理也就要转型到互联网化的企业管理模式上来；也就是说，社会外部的交流沟通机制，需要一个互联网化的商务社交平台。“员工创客化”使员工被剥离到社会中去，即社会化的创客们在“开放状态下的自组织”进行研发创新，也就是说“企业内部管理”将变革为“外部组织方式”，其实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企业管理模式的互联网化变革了。互联网时代的企业，仍然需要企业内部管理，但这种企业内部管理将与社会外部交流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互联网化的自组织企业民主管理模式，请见《互联网思维颠覆世界》一书。
既然生产制造、组织管理等，一切的一切都要搬到互联网上来，那么交流沟通机制就必然要互联网化，也就是海尔制造平台要融合互联网化社交平台，只有这样才能让基于制造平台的所有人的交流变得顺畅起来。也就是说，“商务社交平台”的缺陷，是海尔互联网制造模式的最重要缺陷，有了这一平台，其它缺陷将会自然而然地“自组织自适应”予以弥补。
海尔的互联网制造模式，其最重要缺陷为何会是“商务社交平台”呢？
当海尔数万名在册员工转变为在线员工后，这些员工就不再是海尔人了，而是属于社会化的创新型小微公司了，这与汇聚到海尔平台的其它社会化的创新型小微公司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海尔与这些创新型小微公司之间的交流沟通，就变成了社会化的公司间交流的商务社交范畴了，原有传统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此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无法适用于互联网制造的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
如果商务社交仅只是公司间的交流沟通，那么如微信、QQ这样的社交平台完全可以暂时借用，尽管它并不是为商务社交所设计。如果仅只是公司间交流的商务社交，那么这种有限的社交行为，根本无法使社交平台具有最为基本的用户黏性。
每一个人的日常社交需求，除了“工作”就是“生活”，生活范畴的社交，有熟人社交的微信、媒体社交的微博，以及众多兴趣社交平台，不能说是完全涵盖，但却很难再找到所谓的蓝海了。只有工作范畴的社交，还没有任何创新商业模式予以覆盖，尽管这是所有社交平台都迫切希望涉足的领域。
公司间的商务社交，只是工作范畴社交需求的极少部分，更多是企业内部的交流沟通。现有社交模式，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简单交流，与内部的流程管理等根本无法有效衔接起来。更重要的是，如海尔般传统管理模式的企业内部管理流程，正在进行社会外部性的互联网化转型，这种交流沟通机制，既有公司外部相互交流的特征，又有公司内部流程沟通的痕迹。商务社交这种创新商业模式，就是为与“开放状态的自组织”的互联网化企业管理，进行无缝隙的有效融合。
也许有人会问：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互联网制造”，为何却要花费如此篇幅来论述“商务社交”，这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吧？
其实在我的另一篇文章《深度解析：互联网金融的内涵与定义》中，就有大量篇幅在论述商务社交对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意义。因为网站编辑无法理解商务社交所记录的企业经济行为，与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之间的关系，直接被拒了。商务社交与现在的熟人社交微信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依据开放理念而构思的纯粹创新商业模式，大家完全可以拷贝创意，写份商业计划书，找风险投资去融资。
最近正好发生一件小事，侧面验证了行为记录对互联网金融的重要意义。腾讯马化腾的一个朋友被骗子骗了不少钱，就是非常普遍的电话诈骗，但骗子关机换号走人，按传统破案方式来说“这个很难”，但微信记录了中国数亿人的行为大数据，数据分析关联人的行为痕迹，使得骗子很容易就被找出来了。这种记录行为关联性的大数据分析，应用于企业就是企业信用评级的依据，就是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的根本所在。
商务社交是互联网金融的商业基础，同样也是互联网制造生产组织方式的管理基础，因为它是整个经济体系互联网化转型的商业基础。互联网制造本身就需要商务社交进行交流沟通，同时还需要互联网金融为创客们提供金融服务，这都需要商务社交平台这一基础平台。
这种互联网化的开放，在《失控》作者凯文凯利看来，就是“可控的失控”，作者则依据开放理念，归纳总结为“开放状态的自组织”。那么如何让失控变得可控，让“开放与组织”这一对看起来似乎有些对立的矛盾，变得和谐起来，就需要“商务社交平台”这一联系纽带使之流畅运转起来。
所有经济行为间的交流沟通，如果没有互联网化的商务社交平台，那么这种互联网化的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就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即使勉强组织起来，也会感觉到纠结滞涩。海尔的互联网制造模式，张瑞敏之所以感觉现有商业模式的创新探索，仍然无法有一个阶段性的定型，就在于整个海尔制造生态圈仍然无法有效地“自然”运转起来，仍然显得滞涩纠结，需要人为艰难推动，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商务社交平台使所有经济行为流转顺畅起来。
除商务社交这一缺陷，海尔张瑞敏对互联网制造的互联网化开放型生产组织方式，可说理解得极为深刻，那些行业大佬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更为难得的是，张瑞敏既总结出理论，又结合现实稳步推进，海尔转型过程可谓收放自如、进退有据。
在这里，衷心祝愿海尔的互联网化转型稳步推进、顺利实现，这将是中国制造业之幸，是整个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幸。
